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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主张获得宪法第47条文化权条款的支持。

该《暂行条例》含6章44条，分别为总则、决策草案的形成（含决策启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4节）、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决策执行和调整、法律责任、附则。因此，没有行政程序法，就没有三公，而没有三公，就没有法治政府。

对行政权力定规矩、划界限，规范和制约行政权，把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第二章行政许可程序 本章以《行政许可法》作为纳入编纂的基本法律文件，以其他法律、法规中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则作为补充。因为只有行政程序法，才可能防止行政权任性、恣意和滥用。该专家建议稿的主要条款有11项，内容包括电子政务界定、电子政务总体要求、电子政务服务、信息共享与部门协作、电子政府网、电子签名、电子化服务事项、在线办公与无纸化作业、电子信息管理制度、信息安全检测、电子政务责任等。法治包括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

行政程序法是行政法的最关键的组成部分，故没有行政程序法，就不可能建设法治政府。首先，如前所述，行政法不同于民法，行政法在相当长时期内难于制定统一的集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于一体的行政法典，从而，也就难于制定集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于一体的行政法总则或行政法通则，其次，行政法总则、通则和行政法分则的体系结构怎么设计？是否意味着行政法总则规定行政程序规则，行政法分则规定行政实体规则？如果是这样，行政实体法是不可能构筑如同民法典那样的编章结构（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逻辑体系的。如果该新的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客体已经超出了现有刑法典犯罪分类的客体体系的范围，而将其强行纳入现有刑法典分则体系的某一章节及其该章节的条款中，就会造成刑法法条逻辑关系的混乱。

[34]这种修改方式相当于废旧立新，既可能涉及基本原则和内容的修改，也可能涉及宪法结构的变革，是对原有宪法秩序的重大调整。为防止权限冲突，我国第五次修宪不得不另以宪法修正案第条和第51条，分别改变和调整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职权范围。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6期。[21]田纪云：《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1页。

因此，如果采取一揽子的通过方式，将多项宪法变动的诉求放在一个宪法修正案中或者将多条宪法修正案集中在一起一并提请审议和表决，那么其结果很可能是，属于不同利益群体的选民或代表因为赞成其中一部分内容、反对另一部分内容而在表决时处于两难的境地, [40]从而大大增加修宪的难度、抬高了修宪的门槛，使原本可以轻松过关的修宪内容，可能因为他项内容的重大争议而迟迟无法修改。仅就其论据而言，我国所采取的宪法修正案技术确实难以保持宪法原文不变。

[28]同前注[11]，梅培华文。这种表述形式虽然具有指向明确的优点，即改什么、怎么改一目了然，但也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遗症，即无法做到保持宪法原文不变。[46]也正是在这一讲话中，彭真强调这种修正案方式比法国、苏联和我国过去的修改宪法办法好。美国宪法修正案通常不指明要修改的对象，每条修正案就是一条完整的法律条文，所以它们有点不太像是在修改什么，反而更像是在建立一种新秩序。

[26]因此，美国创立宪法修正案技术的根本原因，恐怕不是为了保持宪法原文不变，而是为了实现宪法秩序的稳定。参见曾萍：《宪法修改问题研究综述》，载《人大研究》2003年第9期。[18]当时，宪法修改小组办公室提出，在新出版的宪法文本中按修正案把原文改过来并加注，注明修改的日期。第二天众议院即转入对修改案实质内容的讨论。

[21]到了2004年，根据宪法修正案修正的文本被要求与一九八二年宪法原文、历次宪法修正案同时公布，[22]而且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通过的当天，权威官方出版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同时刊登了宪法典原文、四次宪法修正案和最新的宪法修正文本。如有学者指出，刑法修正案也并非无可挑剔。

[27]王汉斌在其访谈录中明确指出，采取这种修宪方式的原因在于，这种修宪方式有利于维护宪法的稳定和尊严。首先，我国的宪法修正案技术为修宪内容设定了实质性限制——只对必须进行修改的条文做修正。

进入专题： 宪法修正案 。[54]在采取相似修改方式的我国刑法修正案中，[55]对于其修改功能的限制，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从我国宪法修改程序的发展演变来看，1975年我国宪法和1978年我国宪法都没有规定宪法修改程序，1982年我国宪法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不仅恢复了1954年我国宪法的修宪程序规定，而且增设了修宪提案程序，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 以表明宪法修改议案的提出权专属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 使宪法的修改程序更为严格。例如，在早期关于宪法修正案的讨论中，有学者就明确指出，宪法修正案技术的特点在于，整个宪法仍然是完整和继续有效的。[62]例如，美国宪法修正案第9条关于宪法未列举权利的规定，其目的是防止联邦权力对州权的侵犯，但实践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却曾以此条款为据推翻侵犯未列举权利的州法，使这一条款的效力反过来约束州权而不是联邦权力，由此导致了修正案方式在效力上的溢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宪法修正案所采取的决议式表述方式，尽管降低了其可被援引的独立规范价值，但是较好地适应了我国宪法实践的实际需要，是宪法修正案技术在我国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其稳定功能的一种适当形式。

尽管一些学者对这种文本的正当性以及是否会带来宪法文本的不统一和援引困难等问题提出质疑，[66]但并非无法解释。[66]参见前注[41]，蔡定剑文。

在《联邦党人文集》的最后一篇中，汉密尔顿敦促尽快批准宪法草案，因为在他看来，对宪法进行事后修改补充较事前修订远为容易，所以即使宪法草案存在一些缺陷也不要紧。其具体内容包括：（1）可以规定宪法修正案条文数目的上限，以及修改和增加宪法原文条款的数量上限。

参见胡锦光：《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语境下的宪法修改》，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时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也曾撰文指出：修改宪法的方式，在当年制定宪法时就慎重研究过，确定采取宪法修正案的方式，这是借鉴美国修改宪法的办法。

[53]同前注[37]，田雷文。[47]在这里，宪法修正案技术与修宪内容的实质性限制建立了明确的联系。（3）可以规定增加或删除章节或条款应当履行的特别程序，设定对宪法原文章节体例所作调整的界限。在1988年首次对1982年我国宪法做出修改时，宪法修正案技术作为一种比过去的修改办法好的修宪方式，[1]得到确认和推行，继而成为此后四次修宪工作（1993年修宪、1999年修宪、2004年修宪和2018年修宪）所使用的修改方式。

[14]学者们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改进建议无非是，要么放弃宪法修正案之名，采取适合我国修宪实践的称谓。[15]例如，我国1982年宪法第98条规定：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

还有学者主张：作为改进的方案，可以设想在将来进行宪法修改时，全国人大在拟定宪法修正案的条文时，在条文的末尾附加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根据本修正案对有关内容作相应的修正，全文公布。逐条通过的修改方式可以成熟一条修改一条，不仅可以迅速地回应社会现实需求，尽快消弭一些广受非难的弊病，而且避免了一揽子通过方式可能因个别问题争议过大而久拖不决的局面。

当该草案经制宪会议通过以后，个别代表还要求对其再行修订和表决。事实上，中美两国采取宪法修正案技术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宪法秩序的稳定，而不是为了保持宪法原文的不变。

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页。[59]同前注[3]，杜强强文。其三，关于援引困难的问题。[39]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90页。

这种修正文本最初并未得到官方的认可，制作的目的是修宪机构为方便查阅而主动推行（即工作文本）。[16]另一方面，我国通过宪法修正案之后尽管没有重新公布宪法，但发布了经宪法修正案修改后的修正文本。

如前所述，美国首次修宪正是因为采取了这种形式，才使得国会提案中的大部分内容很快得到通过，起到缓和争议、稳定宪法秩序的作用。彭冲副委员长和王汉斌秘书长对实行这种修宪方式作了说明。

[23]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8年特刊，第98页。与此不同，宪法修正案技术属于局部的修改，一般仅仅涉及宪法文本中的个别条款，不可能修改其中的较多条款, [35]更不能触及对宪法总体秩序的改变。